但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有理顺。
一个国家在成为欧元区国家之前，必须在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 II）完成两年过渡期。在许多法规、金融合同和投资委托中，信用评级都占有重要地位。
所有领导人都必须铭记，这个世界是一个不稳定且难以预料的地方。奥地利、法国、马耳他、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5国的评级降低一个等级，但引人瞩目之处在于，法国、奥地利失去了最高的AAA评级，并且面临进一步降级的危险。非洲未来经济增速将与亚洲大致相同，其他有利因素包括有利的人口结构，对技术的巨大兴趣，以及非洲国家逐渐开始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中国的到来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推动了其经济增长和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欧盟的运行机制十分复杂，是通过一系列超国家独立机构和由成员国协商、但政府间作出决定所混合而成的官僚体系。非洲未来经济增速将与亚洲大致相同，其他有利因素包括有利的人口结构，对技术的巨大兴趣，以及非洲国家逐渐开始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中国的到来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推动了其经济增长和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其繁杂程度，相当于为了喝一口水，却要打一口井。第十，促发世界政治生态变故。针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有人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小国是不宜过度发展金融业的，更不应该试图建设所谓的世界金融中心。
（2）没有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承诺。（3）各种企业负债可能转化为公债的风险，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利率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道德成本而生存的中小企业，如果大规模破产，就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维稳负担。1960年，各殖民地新政权为了获得独立不得不接受单边利率高达14%的590亿美元外债。不论是哪种模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好。
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危机的潜伏因素越多，而那些追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着危机潜伏因素，并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牺牲品。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根本无法救助。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而且，实际能够削减的公共开支往往不是那些浪费性的政府消费，而是那些对私人投资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合理公共开支。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波姆赛德（Bumside）等人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国债贬值将会导致资源价值上升和预期赤字。
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地伴随着越来越深的政府干预和公共债务的高速增长。因此，此次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可以说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继续和深化。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救助的投入规模也就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除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之外，美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国债货币化等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政策措施。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之间形成强烈对比，要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外部转移之外，就必须拿出巨额的财政开支，否则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相互批判和吸收，各国经济制度有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中，资本社会化是一个结合点，全球化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亚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典型例证。
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得以依靠外债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但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1/3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
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经济形式的矛盾转移途径逐渐收窄，而纯粹的军事掠夺尚在伪善的面纱下没有成为常态，所以，内部手段也就成为主要手段。（2）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尚未能从根本上脱离世界市场，它们被编织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它们所能掌握的仅仅是某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甚至其单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今后，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债务利用空间。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扬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有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
日本是一个传统的高储蓄的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没有外债，但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开支规模扩大，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也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灾后重建负担沉重，菅直人政府拟实行的新政不得不指向结构性减税、公共部门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以便为急速增长的公共开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的外部转移空间逐渐消失，而现存体制下的内部转化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经常性发生。
但是，公共债务危机较多地只是被当作某种危机事件，而非某种趋势或某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危机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量化宽松政策Ⅰ是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与机构债，而量化宽松政策Ⅱ则是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希图降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并制造通胀预期、推动美元贬值和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将美国国债货币化。
至于劳资关系，众所周知，战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会地位、实行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加上全球南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贸易，其内部的劳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所以，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
（6）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分化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持续可能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压力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过去，对外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资本输出、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伪装的超国家治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军火输出、武装掠夺等。随着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机遇减少，发达国家给予的附带不平等要求的所谓资金援助减少和市场优惠自然消失，欠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来支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希望。这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的最幸福国家由于羡慕美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发展趋势，不相信仅靠捕鱼能够致富而大力借债发展金融业（外国资本占80%股份），虽然2007年它的GDP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
基于生产关系 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广泛研究以及少量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研究 ，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了但并没有、也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节支增税、削减赤字是一条理性选择，但实践操作很难，甚至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很多政府不得不出卖国家资源，甚至一些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向外国出卖土地。
首先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殖民体系遗留的债务问题之外，由于始终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金依赖，甚至是政治依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才有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下生存的一线希望，带来这种希望的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只要欠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其赤字压力和公共债务风险将会更高，直至濒临危机边缘。这种传染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金融系统中资金链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危机背景下共同的经济救助模式而引发的共同应对方式，已经发生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公共债务危机。
为什么会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经营？究竟是谁来经营城市？经营城市的真实目的和最终后果是什么？除了中国式晋升文化、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等因素之外，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公共投资冲动是基本因素。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起点，它表明，在新的世界混战爆发前夕，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得不从它惯常使用的外部转移向内部转化方式转变，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素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暴露出来。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西方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问题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各国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最后是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来说，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于，当实体经济停滞的时候，必然推动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也就会急剧上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普遍的恶性通胀的出现，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同时，各国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一系列调整经济秩序的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当以债养债和削减赤字的空间有限的时候，政府往往将债务货币化，其中，美国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me）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途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历史终结说（end of history）、适应说（gradual adaption）、崩溃论（collapse of capitalism）等。
（4）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投资潜力巨大，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因此，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将会驱使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形成经济泡沫——赤字财政——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发展轨迹。与地方城市经营相对的是中国部门以高铁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振兴投资，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业创新升级、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投资的背后却也暴露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链条的复杂性，正是某种集团利益追求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投资，推动的结果往往是公共开支规模超出了合理范围和效率原则。
隐性债务包括：（1）各种不良资产，如未偿付的央行票据、国企债务、养老和社保债务、地方非正式担保、银行剥离和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等等。（5）类似于郭美美事件对慈善基金的影响也会挤压政府间接筹资渠道，从而间接增大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最深刻根源。1970－2007年，占人口1/5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